在《凌烟阁》里《烧尾》
解读大唐帝国的“赛马机制”
历史学者于赓哲近期推出了两本聚焦唐代人物的新作，《凌烟阁——大唐风云人物启示录》和《烧尾——于赓哲说唐才子才女》。两本书都围绕唐代历史人物展开，前一本主人公是唐代的功勋贵胄，后一本说的是唐代才子才女的风华绝代。两本书各有侧重，对照着读，能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隐秘且有力的关系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1 大唐社会的稳定器
凌烟阁，是唐代都城长安太极宫中的一座楼宇。贞观十七年（公元643年），唐太宗下令由画家阎立本为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、秦琼等24位功臣做画像悬挂此处，书法家褚遂良题写了阁名。这一做法，模仿的是汉代麒麟阁十一功臣、云台二十八将，但后者是静态的，立起来以后就在那摆着了，只能膜拜，不能接近。凌烟阁则是动态的，不光接受膜拜，还可以有机会与其并驾齐驱。终唐一代，凌烟阁一直在不断地增加画像，最终达到了逾百人的规模，恰如于赓哲所言“观瞻这些画像，就是阅读大唐近三百年的历史”。
《烧尾》，关注的是在唐代兴盛起来的科举制度，凡是新考中进士或者升官，都要大宴宾朋，甚至向皇帝进献美食，称为“烧尾宴”。“烧尾”可以解读为中了科举以后，身份、地位的变化，仿佛鲤鱼化龙、老虎变人一般，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具体说来，无论“凌烟阁”上庄严肃穆的功臣像，还是烧尾宴上杯觥交错的士子，对任何一个有志向的人来说，都是代表着鸿鹄之志的高远目标。
如果把大唐帝国比作一家企业的话，那“凌烟阁”和“烧尾宴”就是其企业文化中的人才激励机制，通过这一机制，年复一年的“赛马”，不断拔擢人才，驱动社会运行。烧尾指代的科举，笼络住了天下的知识分子阶层，让绝大部分人在一生中对功名孜孜以求，“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”。凌烟阁的存在，成为士人阶层建功立业的终极梦想，李贺那两句“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个书生万户侯”，抒发的就是这种情怀。
凌烟阁初次张挂功臣像以后一百多年间，没有变化，到了代宗年间，为了表彰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、李光弼、仆固怀恩等人，两次增加凌烟阁的功臣像。而凌烟阁没有变化的一百多年，正是科举制度成型的时期——太宗、高宗时期考试科目逐渐完备，到武则天执政期间加试诗词歌舞、增加武举考试等措施。不光维系了唐代近三百年的社会运转，也为后面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演化，提供了模板。
二者互为表里，构成了维持大唐社会运转的稳定器，驱动帝国管理机构的运转，创造了辉煌的大唐盛世，也见证了盛世的衰落。
2 凌烟阁，“赛马”的终点站
在《凌烟阁》中，作者于赓哲着重做了两个工作：一是厘清了附着在不少人物身上的传说，二是将“凌烟阁”放置在大唐的历史上来进行综合考察。
隋唐故事，民间文艺历来传唱不衰，《说唐》《隋唐演义》及其众多的衍生作品给真实的历史遮蔽了一层迷雾。像程咬金，民间演义他是土德星君转世，外号混世魔王，靠贩私盐和劫道起家，做到了瓦岗寨的皇帝，后来投靠李世民，帮助他当了一代明君，还经历了高宗、武则天、中宗、睿宗等朝代，最后扶保着薛刚匡复大唐，庆功宴上大笑而逝，活了120岁。这个人物，堪称传奇中的传奇了。
历史上呢，程咬金原名程知节，并非评书中说的出身草根，而是北齐的地方豪强，作战擅长的兵器是长矛，不是只会三招的板斧。他在瓦岗军失败以后，曾和秦琼等人一起投靠王世充，后来才在李世民麾下安定下来。除了英武善战，程知节的决断力超强，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，助力李世民夺得帝位。但程知节也有明显的缺点，就是全局掌控力不足，高宗年间他挂帅出征突厥，由于优柔寡断，被部下王文度左右，打了败仗，回来引咎辞职，终年77岁。还有尉迟敬德，也不是评书中娶了一黑一白两个夫人的暴躁将军，他也是从唐朝的死对头投降过来的，玄武门之变，他先是促成李世民下定决心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，事变过程中他一马当先冲锋在前，并且陪着李世民面见李渊，迫使李渊让位。
综合来看，李世民立凌烟阁画像，除了表彰功臣、追忆岁月等原因以外，于赓哲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大部分人都是参与过玄武门之变的功臣，李世民故意混淆了建国功臣和个人亲信的概念。但是，因为李世民注意克服前朝弊政，政治上善于纳谏比较开明，所以并未受到后世的苛责。凌烟阁的激励作用，直到安史之乱以后，唐代宗为了表彰功臣，将郭子仪等人的画像挂上去，才真正发挥了出来。
3 科举，“赛马”的加油站
如果凌烟阁看作一个人奋斗的终极荣誉的话，那么，参加科举则是这条路上的加油站。在公元六世纪逐步确立了科举制度以后，逐步在人才选拔、文化发展和打击门阀势力上发挥了无可匹敌的作用。这三者相辅相成。
对于选拔人才的作用，傅璇琮先生在《唐代科举与文学》中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，“以唐代而论，如果单纯从数量上来看，那么由科举入仕，比起门荫入仕和以杂色入流，以及藩镇辟召等等，还只占少数，但科举入仕的社会影响远非其他入仕途径所能及，尤其是开元、天宝以后，进士出身担任中央要职的比重日益增大。”《凌烟阁》中写到的娄师德、张九龄等名臣，都是靠科举正途打拼上来的。
所有人对科举汲汲以求的时候，原来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被撼动、瓦解了，“科举考试毕竟让所有人坐在同一考场上，以相同的规则进行竞争，比起‘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’的魏晋南北朝，总算有进步，因为彼时寒门子弟连入场竞赛的资格都没有。另外，与科举配套的人事制度改革也有利于瓦解门阀大族的社会基础。即便是主簿、县尉那样的底层文官，也必须离开本乡本土，宦游几百上千里，因此门阀子弟无法像唐朝以前那样依靠家族在本乡本土的势力。而且为了考试方便，为了干谒权贵，门阀子弟被迫搬家去往靠近两京的州县，导致门阀子弟与家族传统地盘之间的联系被割裂，权贵家族的力量遭到弱化。”
科举发挥作用，除了唐太宗，更加离不开武则天的推动。她有三件影响深远的举措：确立殿试制度、开武举、加试杂文也就是诗词歌赋。
殿试制度并非武则天首创，但是她将此制度化，科举的最后一步就是在大殿上由皇帝亲自考试。这一设置，拉近了考生与皇帝的心理距离，后世才将进士称为“天子门生”。殿试不是武则天最先开始的，却是她使其制度化，而且一直延续下来，直到二十世纪初。
武则天当政以前，科举只针对文人，没武人什么事儿。武则天有感于汉族尚武精神的衰落，增加了武举考试。于赓哲评价武举制度，认为“武举培养出了唐朝的一位名将——郭子仪，挽救大唐的头号功臣。光培养出郭子仪这一件事，武举办得就不亏，何况武举还被历朝历代所继承。”
公元681年，她听从刘思立的进谏，在进士科加试杂文两篇，此后，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大诗人，才有机会登上文学的历史舞台。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催生了大唐灿烂的诗歌文化。
一个王朝的兴盛，离不开高明的制度设计，“凌烟阁”“烧尾”背后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大唐的兴盛和延续，但是唐代后期积重难返，也让两项制度成为了王朝覆灭的催化剂，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，也是历史的迷人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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